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做好準備，以迎接這個以數(shù)字化和全球化為特征的新世界的挑戰(zhàn)。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過剩經濟的時代，在市場上從生產資料和金融資源到專利和人力資源，幾乎所有的東西都顯得過剩。在這樣的情況下，競爭力的來源將最終轉向那些我們無法觸摸到的無形方面，未來的消費者和生產者所需要的是他們能切身感受到的領導、戰(zhàn)略、組織、產品和服務等，這些新的競爭力來源因素需要與我們的理解能力、開發(fā)能力、情感和想象能力相互支持與配合。在如此一個不平凡的時代我們不能再依靠傳統(tǒng)的領導方式，我們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領導：是創(chuàng)新的領導、是熱情的領導、是激情式的領導。
這是一個物質充裕的時代，我們大家也都感受到了競爭正在進入瘋狂的狀態(tài)，否則我們如何解釋一個普通中國人平均每天接觸到247個廣告這一現(xiàn)象呢？又如何理解他或者她在十八歲成年以前已經遇到過三十五萬種商品這一現(xiàn)實呢？因此梅塞德絲·奔馳公司在它的一個電視廣告上采用一個女人處于高潮的畫面就不足為奇了，而在米勒公司的啤酒廣告中一個魔術師讓頭發(fā)從圍繞在他身邊的女人們的胳肢窩下面長出來的畫面也不該算希奇。過剩經濟正在全球范圍內到處出現(xiàn)，極端的時代必然需要極端的措施。在1996年日本市場上引人了1000種新的蘇打水品牌，但到現(xiàn)在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品牌還在繼續(xù)銷售。在同一年，索尼公司發(fā)布了5000種新產品——平均每個工作小時發(fā)布兩個以上的產品。在一個家用電器產品生命周期已經縮短到三個月的市場上，也許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然而與沃爾特迪斯尼公司比起來，索尼的創(chuàng)新紀錄還只能得銅牌。迪斯尼公司的首席執(zhí)行官米歇爾·艾森納(Michael Eisner)宣稱，他的公司平均每五分鐘就開發(fā)出一種新產品——一部電影、一本小畫書、一盤CD或者其他什么別的。挪威是一個只有四百五十萬人口的國家，但他們的消費者卻有200種報紙、100種雜志及20個電視頻道可供選擇。
知識爆炸也同樣在持續(xù)。印度的班加羅爾是世界上軟件開發(fā)的第二大城市，目前有超過十四萬名信息技術工程師在那里工作。那么這些印度工程師的平均工資水平如何呢？一般來說是依資歷的不同從每月500美元到每月1000美元不等。從這一現(xiàn)實出發(fā)，將來你又有什么必要去雇用來自德國、瑞典、英國或美國的工程師呢？這個世紀確實是一個充滿天才的世紀，在這個世界上曾經出現(xiàn)過的科學家中的約90％今天仍然健在。1960年，美國的院校有5000名MBA畢業(yè)生，而去年這個數(shù)字就已經達到了75000人。在英國，MBA的課程數(shù)在三十年問從兩門增加到了130門。這是一個“更多”的時代——更多的懼怕、更多的快樂、更多的不確定和更多的競爭。
不容置疑的一個現(xiàn)實是，在最近的將來一些相似的公司將會過剩。這些相似的公司雇用擁有相似技能的同類員工；以類似的質量、價格和性能提供相似的產品和服務，因此它們之間的競爭是難免的。作為消費者，一旦你習慣了被迫去擁有選擇的自由，你將會喜歡它；而作為企業(yè)老總，一旦你所在產業(yè)的供給超過了需求，你將不得不求助于有需求的客戶，而且這些客戶還成了說一不二的上帝，你將會憎恨它。在自由貿易資本主義時代的商品過剩的社會里，你無路可逃也別無選擇。也許正如因特爾公司(Intel)的總裁安迪·格羅夫(AndyGrove)所認為的那樣，只有神經病才能存活下來。
那么在一個過剩的社會里你如何形成持續(xù)的競爭優(yōu)勢呢？答案是你無法做得到。我們的觀點是未來的成功將取決于對有利于持續(xù)地(再)創(chuàng)造顧客價值的那些條件的開發(fā)利用。在我們看來，這個過程要涉及到企業(yè)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方面并且永無止境，只有這樣才能持續(xù)不斷地形成競爭優(yōu)勢。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舒姆佩特(Joseph Schumpeter)曾經指出的那樣，成功將建立在不斷地破舊立新能力的基礎之上。當許多硅谷企業(yè)在告訴其員工“放棄你原有的產品”時，所希望表達的也正是這么一層意思。